刘瑜、刘胜军解构“天下大事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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· 本文来源：笔记侠、印象笔记
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，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。
什么是不确定性？海德堡在 1972 年提出，“在因果律的陈述中，即‘若确切地知道现在，就能预见未来’，所得出的并不是结论，而是前提。我们不能知道现在的所有细节，是一种原则性的事情。”
2020庚子年，充满黑天鹅。今年最重大的事件——美国总统大选，结果出来了，但结果还具有“不确定性”。川普已经出局了，但他还是高唱：其实不想走，其实我想留。
11 月 1 日，印象笔记旗下内容平台印象识堂有幸邀请了刘瑜、刘胜军等几位老师，围绕「不确定性时代生存法则」「识堂开讲」。
刘瑜谈了子女教育问题，刘胜军谈了中美关系，这两者都是天下一等一的大事。
刘瑜、刘胜军同为中国人民大学1992级校友。
刘瑜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，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。著有《民主的细节》、《观念的水位》、《送你一颗子弹》等。刘瑜说过，“当”无知“合乎人们的”理性“时，人们可能会努力保持这种无知，刻意逃避可能会干扰这种无知的信息”。这句话很适用于解释如今高度分裂的美国社会。
刘胜军：
“今天的很多问题都难以用经济学来解释，比如说中美关系的改变很难解释，它最重要的是政治的变量，中美关系不可能再回到过去，拜登上台只是换一套打法，但是拜登上台绝对不会改变中美关系的航向。”
“为什么现在青少年这么多抑郁，这么多焦虑？因为错配。很多人根本不是从自己的兴趣、性格、特点出发去选择专业、去找工作，而是学自己不喜欢的专业、干自己不喜欢的工作，‘走别人的路，让自己说去吧’。”
不确定时代法则一
这是最好的时代，这是最坏的时代，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。
当今世界正在经历巨大的变化和转折，我们称之为“百年未有之大变局”。
一、百年未有之大变局
如何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？我认为有4层含义。
1.世界秩序正在重构
二战之后，美国建立了一套国际秩序，这套秩序在当时的世界背景下发挥了巨大作用。所以，二战之后的人类经济进步、社会进步是史无前例的。
但是，世界上没有永恒的秩序，就像没有永恒的帝国一样，任何事物都在变化之中。
过去几年，中美关系剧烈变化，美国退出各种国际组织，都预示着过去75年的国际秩序正在走向瓦解。
遗憾的是，新的国际秩序还没有形成。所以，现在是国际秩序新旧秩序交替的时期。
回顾世界史，凡是新旧秩序交替必然充满了动荡、碰撞，甚至是战争。
2.第四次产业革命
现在我们处在一个巨大的历史洪流当中，这个历史洪流就是第四次产业革命。
过去发生过的三次产业革命中，基本上和中国没有关系，因为中国当时处于一个封闭的状态。
但是，过去的三次产业革命，每一次都给人类的生活、生产方式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
产业革命或者技术革命也会改变国际政治的格局：英国之所以能够成为日不落帝国，靠的就是第一次产业革命；而美国靠第二和第三次产业革命成为了新的世界霸主。而第四次产业革命，美国和中国是主要的竞争者。这才是美国要举全国之力围剿中国一家民营企业华为的真正原因。
3.高质量发展
中国在过去40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，但是粗放式发展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。比如，环境污染、房地产泡沫、债务问题，最难解决的还是贫富差距的问题。现在，贫富差距是一个非常大的社会挑战。美国之所陷入撕裂和动荡，一个深层次的原因就是贫富差距。
占领华尔街运动是川普革命的先兆
中国的老祖宗说“不患寡而患不均”，如果解决不好贫困差距的问题，社会难以稳定，这也是中央提出高质量发展的原因。
4.超级黑天鹅——新冠疫情
新冠疫情改变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，我们要关注新冠疫情结束后，疫情对世界的影响。
新冠疫情，百年一遇。
上次我们遇到类似的瘟疫是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，百年之内我们还没有经历过这样大的危机。
的确，现在是“百年未有之大变局”。
二、中美冲突的解构
在“百年未有之大变局”中，最核心问题的是中美关系。
透过现象看本质。中美关系的本质“修昔底德陷阱”，即美国作为世界霸主，不愿看到中国取代它的位置，所以不择手段遏制中国的发展和崛起。
不久前，美国众议院共和党领袖讲了一句非常赤裸裸的话：我们要确保21世纪仍是美国的世纪，而不是中国的世纪。
这是类似丛林法则、弱肉强食的游戏，美国为了达到遏制中国崛起的目的采用了很多手段。比如，2018年的贸易战，然后是围剿华为、中芯国际的科技战，还包括可能发生的金融战等等。
此外，中美还有一个差异，就是制度不同，我们的政治经济模式和美国不一样。美国是一个非常“制度自信”的国家，美国不光认为自己的国家是最强大的，而且认为自己的制度是最优越的，美国人一直沉浸在自己制度的优越感上。
现在，中国（不同的模式）正在超越美国的发展，对美国人来讲心理上是很难接受的。所以这种制度的差异，又进一步地放大了“修昔底德陷阱”。
我们也要看到中国和美国拥有不同的文化体系，有可能滑向文明的冲突。
文明的冲突当然我们不希望看到，但是文明的冲突却是一个客观的存在。早在1996年亨廷顿写了一本书叫做《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》。
美国国务院官员宣称：现在，美国正在基于一个完全不同的文明作战的理念来制定对华战略，他们认为这是美国第一次面对一个非高加索人种的挑战。所以美国确确实实正在把中美之间的冲突引向更大范围的冲突。
新冠疫情之后，美国民众对中国的负面情绪达到了73%的历史高点，又进一步加剧了两国民众之间彼此的不信任和敌意。
亨廷顿当时之所以写这本书，是因为他认为冷战结束之后，世界并不是说没有矛盾了，而是矛盾转移了。原来的矛盾是美、苏两大巨头之间的矛盾，现在变成了不同文明之间的矛盾。
亨廷顿认为整个世界主要有三大核心文明：伊斯兰文明、西方的海洋文明和东方的儒家文明。三大文明之所以发生冲突，是因为西方文明很傲慢，伊斯兰文明不宽容，儒家文明武断。所以，亨廷顿担心三个文明之间如此的差异最终可能会引发文明的冲突：
冷战结束后，主要文明的核心国家正在成为吸引和排斥其他国家的基本力量；
未来的冲突可能在西方的傲慢、伊斯兰的不宽容和中国的武断的相互作用下发生；
西方的普世主义是危险的，它可能导致文明核心国家之间的重大战争。西方人眼中的普世主义，在非西方人眼中就是帝国主义。
该书出版五年之后，美国爆发了911事件，911实际是西方海洋文明和伊斯兰文明间的一次重大冲突。
最近法国与土耳其因为文化冲突再次陷入紧张关系
亨廷顿当时预言21世纪最主要的文明冲突是来自于儒家文明和西方文明，他认为主要的引发因素就是中国的崛起。规模超大的中国的崛起会改变大国力量的均势，引发世界格局的演变。
三、历史的十字路口
人类历史目前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，有人把今天的世界类比成20世纪30年代二战爆发之前的世界，各种矛盾冲突正在酝酿。
如果这种冲突不能够得到很好的疏解，很有可能走向第一次或者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样悲观的结局。所以当今世界处在非常危险的局面。
基辛格：第一次大战之所以发生，正是因为各个大国都在努力加强军备，避免对手发起一场可能的战争，但是这种军备的强化却进一步促进了战争的风险，结果一个显得微不足道的危机反而是在没有得到足够控制下出现，并且进一步引发了战争。
在面对外在的压力之下，我们容易陷入民族主义的情结，因为我们在近代受到过鸦片战争的屈辱，对于过去的屈辱，我们容易情绪化。
所以，在美国对中国打压的情况下，民族主义情绪升温是非常自然的，但我们要保持冷静。
战争不是不能打，也不是一定打不赢，而是要考虑打的代价是什么。
目前中国人均收入刚刚到达1万美元，而世界银行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警告：87%的国家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后就跌入了“中等收入陷阱”，只有13%的国家能够突破这个中等收入线继续往上走。
所以，跨越水平线的概率只有十分之一，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考验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绝对不能轻言跟美国发生正面的冲突。
四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
美国对中国的遏制已经是美国的社会共识，我们没有办法改变，也不可能改变。我们能够做的只有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。
1.落实改革
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划时代的，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是划时代的。
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336条改革，注册制改革只是其中的一条，如果能够把这336条改革落实好，中国经济未来会有非常大的空间。
2.淡化意识形态差异
中美的意识形态不一样这是客观存在的现实，但是我们没有必要刻意地去强化这种差异，越强化这种差异越落入美国的圈套。美国希望把中美之间的竞争变成意识形态的冲突，因为这是对美国是更有利的，更加能够团结包括欧洲在内的西方国家。
3.高质量的发展
中国经济还面临很多的风险和挑战，中美之间的对抗还要持续很多年，所以我们必须要让经济更加有可持续性。
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？
过去的增长模式可以概括为市场经济、投资驱动和强势政府。
在过去的30年、40年这个增长模式非常有效，因为过去我们处于赶超阶段，强势政府带来的速度和效率，非常好的推动了经济的发展。
但当我们到了中等收入水平之后，未来的中国怎么往前走？主要是靠创新，这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唯一的道路。
创新从何而来？答案是企业家精神，企业家精神才是第一生产力。企业家精神要求的不是一个强势的政府，而是一个服务型的政府，所以中央一直在推动简政放权、负面清单等等，这样的转变是中国走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。
五、“凯恩斯主义”的漩涡
2008年之后，遇到的最大挑战是：如何摆脱“凯恩斯主义”的陷阱。
所谓“凯恩斯主义”，就是每次当经济下滑时，政府就用各种手段来刺激来减缓下滑。比如房地产、基建、国企、银行贷款都可以作为刺激工具，但是每一次刺激风险就会上升一级，效率就会下降一级，所以这是一个难以摆脱的恶性循环。 从数据上来看，投资回报率实际上在不断地下滑。所以，如何去摆脱经济行为短期化，实际上是我们面临的一个关键的挑战。
六、改革开放是关键一招
只有靠改革开放我们才能够释放出新的红利，有了新的红利我们就不需要再依赖所谓的房地产、老基建这些传统的刺激手段。
当然，改革也不是一帆风顺的。从过往历史来看，改革开放和经济增长有很强烈的正相关关系，也就是说改革开放做得越好，我们的经济形势就会越好，我们的社会就会越稳定，所以改革开放才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。
当前改革到了深水区，利益格局更加复杂，想要推动很多体制性和机制性的改革，阻力会更大。
1.加快思想解放
中国的改革历来都是从思想解放突破的，没有思想解放我们很难取得进步，比如国有企业改革。
2.敬畏市场
里根被认为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美国人，之所以这么评价他，是因为里根帮助美国经济找到了一个正确的方向。里根在1980年的总统就职演说说到：政府从来不是解决问题的希望，政府本身就是问题。
有了问题不能靠政府，更多地要“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”才能够真正的解决问题，要敬畏市场。
3.激发官员的积极性
我们历史上做过很多次的改革，一次是王安石变法，一次是张居正变法，这两次变法的失败最核心的就是没有解决官员激励的问题。
如果不能调动整个官僚体系来支持，改革是很难推动下去的。所以，如何调动官员的积极性是落实改革最难的一个问题。
4.要精简机构和人员
政府体系机构太多、人员太多，导致审批手续繁杂，这些对整个社会来讲，制度性交易成本就会增加。所以，如何精简机构，精简人员，这是一个非常难啃的硬骨头。
5.以开放倒逼改革
这些年我们金融业有了很大的进步，外资机构取消了股权比例限制，放开了业务比例限制，我们在短时间内取得了这么多改革成果，是“开放倒逼改革”的生动案例。
如果中国没有加入世界贸易组织，很多改革措施，包括国有银行改革，国有企业改革几乎都是无法推动下去的。我们要记住，开放倒逼改革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
最后总结一下主要观点：
第一，我们一定要看到当今世界秩序正在迎来重构。这是一次特别重大的历史事件，也是百年一遇，甚至几百年一遇的历史时刻。
第二，要学会用大历史观看天下。大家有空要多读历史书，不光读中国历史，还要读世界历史，人类历史，要能够明白今天很多事情的变化有它的必然性，这是历史的规律使然。
第三，要坚持政治经济学的视野。政治和经济是密不可分的，今天的很多问题都难以用经济来解释，比如中美关系的改变很难解释，最重要的是政治的变量。
最后，中国虽然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，但是，我们还有很大的潜力，我们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最大的增长空间。中国在创新、消费、城镇化三个方面大有可为，如果能够坚持改革开放，很多改革红利都能释放出来，中国经济的下半场依然是非常精彩，依然是值得我们期待的。
不确定时代法则二
不确定性在带给我们自由和机会的同时，也给我们带来很多焦虑。在现代社会，我们有了选择职业的自由，也因此有了失业的自由；我们有了受教育的自由，也因此有了考试可能不及格的风险。
01 教育的“军备竞赛”
在知识储备的过程中，会形成一种恶性竞争，这也是我们教育的现状，即“军备竞赛”模式，它包含两个策略——学历越高越好，技能越多越好。具体体现在，中国的年轻人上大学、读研、读博，国内读完、国外读，拿了第一学位、拿第二学位，拿了学位、还想拿各种各样的证书。家长也要求孩子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，从小就参加各种兴趣班等等。
这种恶性竞争会带来三个后果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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坚持讲真话的经济学家
国是金融改革研究院院长
2014 年参加总理经济座谈会
70 后经济学家代表人物之一
著有《下一个十年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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